一
又一个的士司机猝死！
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四，小年。
鄂州的出租车司机只有七八百号人，在年把多时间内，竟然有四名司机猝死。而且还是四十岁左右的青壮年。
老王最近感觉身体不对劲，经营头晕、心慌，手脚发麻，今天便约了几个同事来医院体检，结果出来，查出一大堆问题，医生说，除了治疗，更重要的是需要多运动，不久坐，不熬夜，饮食须规律。
老王说现在出租车生意不好，每天从早上开到半夜，想休息也不可能。医生耸耸肩，笑着说，等到你中风了，偏瘫了，猝死了，就有时间休息了！
老王看到微信群这条消息时，刚从市医院看病出来，站在医院门口。心里头不由得一阵惊竦。
老王想不到，开出租车竟然象挖煤一样成了高危职业。干这行已经快二十年了，，亲身经历了这个行业的起始发展和衰落，也见证了鄂州由一个破旧的小县城到如今的空港新城的巨变。
鄂州的出租车，肇始于l994年前后的＂中南面的＂，黄色的柳州五菱面包车，穿行在方圆不足两公里的城区，成为老鄂城的一道风景。
在那个人们出行还是习惯于步行、骑自行车，有钱人才坐单骑、边三轮的年代，中南面的可谓是开创鄂州市正规出租车的先河。
那一批面包车到期报废以后，出租车的车型换成了无屁股的神龙富康，跟武汉那样的大城市一样了。
尽管后来出租车已换成了捷达、现代、雪铁龙，但一些上了岁数的鄂州人仍把出租车叫作＂富康＂，而更大岁数的人则称之为＂面的＂。
九十年代初到2018年中央部署全面扫黑除恶斗争以前，这个时期是鄂州社会治安最混乱的一个时期。
大批从农村来的小靑年和城中村的无业靑年拉帮结伙，打架斗殴，＂站档＂，占码头，街头经常可以看见一大群细哥手拿洋镐把、砍刀、猎枪冲来冲去。
有一个笑话不知真假，说鄂州市一医院神经外科那会很出名，因为那段时间鄂城砍脚筋的太多。
关于鄂州市那个时期社会治安的状态，后来网上曾有一篇很火的帖文，《鄂州黑道风云二十年》，这篇帖文引起了新任公安局长薛四清的关注，进而实行霹雳行动扫黑除恶，从严治警，接着在中央部署全国扫黑除恶的大背景下，鄂州的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鄂州警察的形象在市民心中重新树立，薛在鄂州也有了薛青天的美誉。
那时候，街上发生了什么纠纷，哪怕是在人多的地方相互踩了一下脚，或是车子发生个小刮蹭，双方最先想到的不是报警，而是想想有没有认识的细哥，马上打电话叫人，看哪方来的人多，来的快。
甚至有人专业为别人处理纠纷而从中牟利。＂叫人＂、＂扯皮＂、＂摆平＂是鄂州人耳熟能详的热词。
细哥们坐车吃饭不给钱是常事。开面的的师傅出车总是在副驾上带一个人。一个原因是面包车后门是推拉门，容易坏，副驾上的人手里牵根绳子，另一头系在后门门框上，要开门时反身过来一推，关门时把绳子一拉。
另一个原因是碰上那些细哥时可以助个声势，万一打起来了有个帮手，眼见打不过时，则拉拉架、扯扯劝。
老王就是在这时候接触出租车行业的，当时他只有二十多岁。有个老表在开面的，叫他来帮忙。跟着跑了一个月车，挨了三次打，便不干了，跑到浙江去打工。
二
鄂州的出租车的发展，并不顺利。
一是城区太小，说是地级市，实际上不及一个大县城。上车也就个起步价，五块钱，计价器成了摆设。
二是那几年燃油价暴涨，出租车开始入不敷出。二00三年初，一场实如其来的非典肆虐全国。鄂州街头风声鹤唳，人员流动遽减，餐饮娱乐业一片萧条。
到了二00六年，这个行业开始起死回生。先是天然气通到鄂州，出租车油改气，燃料成本节约了一半。
接着市政府在城区取缔麻木载客，同时出租车降低起步价，由五元降为三块五，四个人坐出租车比坐公汽还便宜。
鄂州的经济也开始复兴，茶楼酒店，ktv洗脚城如雨后春笋。最有名的英王、皇佳、酷格等大型娱乐场所通宵营业。
客源慢慢回归。此后的几年，成了鄂州的出租车最红火的一个时期。
老王的老表在出租车有了起色后改行去外地做生意，老王就转下了他的车。在外打了几年工，有了点积蓄，便想把孩子带到城里读书，赚再多钱都不如让孩子读好书。
他这样想，城市不断发展，坐出租车的人只会越来越多，这个行业不会过时。
那时候一台车一般是三个司机三班倒，人停车不停。夜班司机开到天快亮时，洗好车子，便三五成群相约到香香夜市、李太婆，或者是花仙子大排档，每人凑二三十块钱宵夜，两杯酒下肚，眉飞色舞、粗门大嗓地谈论着出车见闻，交流跑客经验。
出租车生意的红火也带动了其他行业，早点夜宵店有专做出租车生意的。一到下半夜，江碧路、江边，十几家洗车店门前排起长龙。东塔路丶五里墩专修出租车的修理厂、补胎店也拉开卷闸门，亮起灯光。
那时候开出租车不担心没生意，最怕的是扯皮。好多车主说，晚上害怕听见电话响。夜班司机一来电话，一般都是遇上扯皮的细哥了，最好的消息是车坏路上了。
有天晚上老王的夜班司机被几个细哥的越野车追了尾。老王的车屁股撞烂了，对方车大，只是保险杠掉了漆。
那帮人下车对司机就是几拳头，然后反过来索赔一千元。
老王去了以后，知道这些人不好惹，便表示自己的车自己修，愿意赔对方五百元。对方不松口，老王只好报警。
没想到交警过来后，却悄悄给老王做工作，叫他赔钱了事，免得日后找麻烦。老王没答应。
对方于是拒绝调解，扬言今天不赔一千，过几天要老王损失三倍以上。
这伙人还真不食言。没几天，老王的司机就被一群人莫名其妙打了一顿。再过几天，老王的车又被人砸了玻璃，刺穿四条胎。
老王去找交警，交警说我当初好心劝你舍财免灾你不听，现在这事不归我管了，治安案件归派出所管，我只管交通事故。
老王去找派出所，派出所说，你怀疑是那帮人干的事，但是没有证据，我上哪找去。这事是由交通事故引起的，你还得找交警队。
但不管怎么样，那时候作为承包车主，一年下来，如果运气好，不碰上＂扯皮＂的事，能搞个七八上十万元。打工的副班司机也能搞六七万元。
三
鄂州的出租车好景不长，从2014年开始就逐步走下坡路了。
这一年，市政府增加一百台出租车，作为十大实事之一，解决市民出行难。运力陡增，客源锐减。
中央八项规定实行，公款消费减少，鄂州的餐馆洗脚城大批关门。紧接着扫黑除恶如火如荼，那些整日在街上游荡的细哥捉的捉跑的跑，不见了踪影。开赌场的，放马的，打老虎机的，送麻果的都不敢干了。
新兴的网约车进了鄂州市，合规的斑马快跑丶万顺叫车，不合规的私家车都上街与出租车抢生意。
资本平台用红包优惠券吸引顾客，司机可以择客接单。在他们面前，用传统模式管理，按月交纳高额份子钱的正规出租车好比戴碓臼跟人赛跑，毫无竞争力。
那些外卖业务又改变了很多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从以前的到店消费变成了上门服务。
最让出租车无法承受的冲击是一万多台共享电动车在鄂州的投放。这种在大城市明令禁止的玩意在鄂州竟成了市民的香饽饽。
鄂州的城区小，居住密度大，出行距离短，与共享电动车的定位高度契合。
而二0二0年的新冠疫情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日热闹的南浦路、明堂市场门可罗雀，江边灯火辉煌的一排餐馆也黑灯瞎火了。
跟老王搭档好多年的副班司机辞工了，尽管老王把他的租子从以前的一百元一个班慢慢降到了六十元。司机说，现在这生意一个大男人一个月想挣三四千块钱都难，没法在城里生活。
找不到副班司机的当然不止老王一台车。鄂州出租车从业司机从几年前的一千五百多人迅速下降到只有六七百人。副班司机可以说不干就不干，承包司机却不能说走就走。生意低迷，很难找到接手的下家。
老王只好一个人开一台车，天不亮起来，到晚上十二点。有几次在路口等红绿灯，竟然迷迷糊糊睡着了，被后面的喇叭声惊醒。
很少有司机再相约去宵夜。老王每天在家带两个煮鸡蛋，饿了垫下肚子，晚上再回去炒饭吃。
有的同事晚上去巷深深包子铺吃一笼小笼包，也有的在明塘后路买两个新疆馕，一边开车一边啃。
给出租车洗车的店子也只剩三家了，因为大多数司机舍不得花那六块钱的洗车费，有时得个把小时才捞得回。
几乎每个车后备箱里都放有一个水桶和一个拖把，晚上到市民中心后面的湖里提水自己洗。有一次老王在湖边提水时一个踉跄滑倒了，幸好水不深，爬了起来。
元宵夜，老王跑在街上，看到街头一片冷清，不由得回想起几年前这个时候，南浦路丶江滩公园丶凤凰广场和各大商超人山人海，公安丶交警丶消防全员上街的场景。
晚上十二点，老王从市郊xxxkTV拉了两个陪唱女回城，打算做完这笔生意就下班，刚清点了一下钱数，今天除去气钱和公司的租子，可以赚120元了。
这几年什么生意都难做，但机场动工以后，唯有几家新开的大型kTV生意蛮红火。两个美女在车内聊天，说今晚一个人赚了1千2百元。
老王听了，顿时觉得矮了半截。
四
鄂州出租车的形象，在很多市民眼中并不太好。
其实，这里有一部分原因源于市民素质。马路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小社会，豪车处于最顶级，开着卡宴法拉利上街，就象阅兵一样接受众人的注目礼。
私家车鄙视出租车公汽，出租车公汽又嫌摩托车电动车乱窜，摩托车电动车又觉得行人碍事。
在私家车普及的当下，打的已不是什么高消费，反成了一种廉价的出行方式。有些乘客在出租车司机面前，有意无意地就有一种优越感。
打车的时候嫌出租车太少，开得太慢，自己开车的时候又怪出租车太多，开得太快。
另一个原因是，火车站有的出租车爱拼客，按人头收钱，或是中途转客。其实，车站码头，三教九流，五马六道，北京武汉等大城市也有这种现象。
鄂州城区面积小，火车站车次也少，如果花上二三十分钟去候客，拉个客，长的上十块钱，短的五六块钱，划不来。所以大多数司机并不愿去火车站候客，只是送客去如果碰上有火车到站就顺带一个。
只有二三十台出租车是常年呆在火车站做生意的，他们往往把车停在候客区以外，手拿钥匙，跑到出站口搅客。
有经验的乘客往往会不予理睬，直接去找排队的车子。
要说客管部门没有管似乎说不过去，单看出站囗那些密密麻麻的摄像头就知道是花了大本钱的。要说找到那些违规揽客的人应该不难。
管理部门隔三差五就会搞什么市领导挂帅，多部门联动的专项整顿。但是十几年来，市民的感受还是没有多大改变，个中原由，只能细品。
对这些同行，老王和大多数司机一样内心是不屑的。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饭，万一惹出舆情了，大领导批示了，客管部门就会拿整个群体出气，而且往往是黑狗吃屎，白狗遭殃。
但残酷的现实是，在这样的小城市，承包费高，遵规守矩又很难赚到钱。鄂州出租车营运成本与武汉接近，但收入相距甚远。武汉一个起步价十块，在鄂州就是穿城而过了。武汉打的花几十块钱很常见，在鄂州，二十块钱就到了乡下。
说起鄂州之小，老王有个亲历的故事。那年，康城转盘往党校那条路还是黄泥巴路，两旁也没有房子。
有一个乘客在西山车站要去福晟花园基建工地。问有多远，老王说有点远，城西到城东，穿过市区。乘客啧啧嘴，上了车。
到目的地以后，乘客下车环顾四周的农田菜地，说了句汉话，个板嘛的，这是个么城市，十块钱就尼玛搞到了砣！
五
鄂州出租车的历史，经历了三种经营模式，个体，挂靠，承包。局外人可能不明所以，有人打了个比方：
从前有几十户人家养牛，各养各的，自产自销。这就是个体。
后来来了个老板，说政府要求公司化经营，你们挂在我公司的名下，牛还是你们自己买卖自己养，我每月收点管理费就行了。这就叫挂靠。
再后来，老板说，这牛只能我来买，承包给你们养，每月最少得交多少牛奶，多的才是你们的。这就叫承包。
从国家层面来说，对出租车行业的经营模式并无统一的硬性规定，叫一城一策，属地管理，但大多不外乎上述三种模式。
个体与挂靠模式的弊端就是万一发生特大事故，司机无力赔付时，往往会给政府带来麻烦，所以很多地方政府热衷承包模式，让出租车公司筑起一道防火墙，也就是默许出租车公司有盈利来抵御这种潜在的风险。
从公司这方来说，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风险，我就得确保万一风险来了还不至于亏本。而且没有哪个部门来界定这个特殊的企业应该是多大的利润率才合理合法。
这种模式无形中让出租车公司处于强势，导致本应由双方平等协商的承包合同变成了单方制定的收费规定。
公司不需要投资，以押金的名义收取司机八万元，用这笔钱去买车，车子的产权属公司，再反过来收取司机的车辆折旧费，相当于无本经营。
另外，在代收的保险费、税收中玩手脚，虚报数额，也就引发了司机了与公司的利益冲突，时常导致上访和停运等群体事件，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随便在网上搜索，这些年实行承包模式的城市往往群体事件多，而那些搞个体搞挂靠旳则相对稳定。
近些年有的城市顺应时势进行了经营模式的改革。比如湖北仙桃，前些年出租车司机与公司的矛盾突出，经常上访停运。
时任市委书记（现任孝感市市长）胡玖明大刀阔斧，借鉴杭州等地出租车改革的成功经验，减少出租车公司数目，降低管理成本，只收取服务费，司机独立经营，设立特大事故基金来应对重大风险。
几天时间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受到广大司机的热烈拥护。
当然，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不是每个城市领导都有决心有办法去打破现有格局和既得利益。
政府工作千头万绪。经济丶民生丶招商丶基建，有太多的更急迫的更能立竿见影显现政绩的工作需要去做，特别是疫情肆虐的当下。
矛盾隐藏的时候，管理部门没有人愿意俯下身子去倾听各方的呼声，深入调查实际情况，等到矛盾爆发时，则不惜一切财力物力维稳。
2018年，市政府领导曾公开表示，要对鄂州市出租车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几年过去了，仍然无声无息。
人们原以为新冠病毒会跟非典一样很快过去，没想到，疫情却象寒潮一样，吹过来吹过去，令人一阵阵打寒战。
2020年初，鄂州市全域封闭两个月。2021年七八月份，武汉疫情反弹，鄂州市对进出市境交通管制。
2022年4月，鄂州城区静态管理半个月，九月中旬，城区临时管控……，
至于临时性的局部的楼栋封控丶小区封控更是司空见惯。每一次风吹草动，街头都一片萧杀。
老王有时趴在窗台上往外望，可以看见楼下停车场上，有几台出租车蜷缩在一排排各式各样的私家车车阵里，心里就涌起一阵酸楚和焦虑。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这个行业还会有春天吗